還有看不見的雪Vol.1

翻開第一頁有個非常怪異的單字Brouhaha，原來是形容風吹動的狀聲詞。

不記得自己在盧森堡或巴黎哪家書店購入的，但我確信是因為書名有Film，才把它從書架拿下來（Film parlé）。買的當時甚至法文還非常差，現在頂多讀懂皮毛，內文也要邊查邊看。不過還是很開心，認識了這樣一位女性作家。作品常常圍繞母女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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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函．內米霍夫斯基Irène Némirovsky（1903-1944）。1903年生於基輔，在俄羅斯革命之後，他被迫加入第一批流亡者，蘇維埃政權懸賞通緝他的金融家父親。

在芬蘭和瑞典流亡一年後，他在巴黎安頓下來。作為一個多語言者，閱歷豐富，且對文學有熱情；1929年當他把《大衛．高德》（David Golder）的小說手稿寄給出版商伯納德．格賽特（Bernard Grasset）時，他已經發表兩本小說和數則短篇。憑著這一本以企業家為主角的小說，他踏入文壇，獲得好評，儘管內米霍夫斯基沒有因此大受重視。


不到十年，文學理想變成夢魘。雅利安化（aryanization）條款頒布，內米霍夫斯基作為猶太人的身分，使他失去以自己名字出版的權利；儘管當時他也已經被丈夫禁止繼續寫作事業。接連而來的戰爭，連根拔除他二次建立起來的家，也帶走他的性命。


他沒有跟隨其他猶太人出走逃難，他在莫爾凡（Morvan）這個村莊看著其他人成群離開。1942年六月，他被帶往奧許維茲集中營之前，他在這個村莊以難民身分苟活。最後，他在集中營過世，留下未完成的小說《法蘭西組曲》（Suite française）。


事實上這部遺作的問世，充滿曲折。他存活下來的兩個女兒，始終沒有勇氣整理和面對內米霍夫斯基的遺物。1995年等女兒自己也老的時候，他們準備捐給典藏機構，才發現這些未出版的手稿。2004年《法蘭西組曲》重見天日，成為當年暢銷，並獲得何諾多文學獎（Le Prix Renaudot）。


矛盾的是，內米霍夫斯基作為轉而信仰天主教的猶太人，他筆下的猶太人多少帶有好逐名利的刻板印象。時隔多年，他的舊作重印，竟然被反猶主義者利用。到底《大衛．高德》該不該在毫無警語的情況下重新出版？成為評論家們熱議的問題。

烏龜都過得比我好！派派派派SUPER派

我最痛恨的是，發脾氣有衝突說重話之後，心虛了，感覺愧疚了，示好送禮做一些似乎是彌補的事。卻從來不去跟對方說明，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情，哪些想法和情緒導致一個有名望聲譽的長者，爆發如此失控的反應，職場脅迫。沒有反省，沒有道歉，請告訴我這跟ＫＭＴ有什麼兩樣。對我來說，若我是為他工作的人，若我是仍然需要和他朝夕相處的人；不論什麼關係。我隨時隨地都處於可能再次受他攻擊的脆弱之中。（中老年異男主演的權威戲碼，恭喜我又升級過了一關。一次次更加免疫。）


情感教養的課題，學術圈師生關係、辦公室互待、小學生吵架、前男友殺了人變成死刑犯，都與此相關。我是很悲傷的。對於光鮮亮麗的進步派長者們，內裡卻對於「人應該尊重互待」在日常層次，根本無法落實。況且這不是第一次發生的個案，太多太多。追根究柢，這也都與我無關。應該做的事情是，反過來思考，我想成為怎樣的人，當我坐落於有權者位置時，該如何言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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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產出的能量和動力，都給了每個禮拜固定要交的法文作業。把內在腦袋和感情全部洗成另一種語言，這是我選擇和我渴望的；也有必須這麼做的靈魂理由。於此同時，逐漸意識到，在本來構築起來的生活圈裡，或是公眾領域的習慣往來之中，我會更加成為一個安靜的人。（阿姨我引退江湖）這是置換、翻譯和表意洗滌的代價。因為我把自己給了另一個語言。這是一種時空膠囊。我埋藏了想要創作的願望，告訴自己四十歲再去想。倒數的這些年歲，我用另一個語言去過另一種生活，去充實另一個側面。


每天背的單字應該要再更多，光是構思作文語句，我可以花上三四個小時。一旦焦慮於，怎麼學得這麼慢，還不夠快，還想要更快一點，過敏又上門了。是應該隨心流，應該放鬆，想像游泳池的每一個水滴，都在說法文，然後必須像泡在池裡的身體那樣放鬆，像跳進冰涼裡那樣快意，放鬆快意的與這個語言往來。不過上個禮拜，我竟然已經可以用法文說明「這樣的台獨我不要」、「台北是一個火鍋」這類議題背後的脈絡。抽換詞面，試圖用簡單的語詞慢慢組織想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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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疲勞還在恢復中。每天要睡十到十一小時才夠。必須承認，自己是腦袋動得很快，心很慢的人。心底要去相信一個人，要信任一個對待，要對一件事情放下執著，對一個目標有穩固認同，要可以不假思索的直接送出訊息給對方，都要以年來計。我認識這樣的個性，也不打算改變。唯一可以舒緩的方法——我不會說是解藥，因為這不是個成疾的問題。只是跟普遍不同——是時間。

所以無法享受任何社群媒體，沒辦法喜歡任何通訊軟體的方便和即時性。我需要時間，但每一個管道和工具都在看輕時間，扼殺時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