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aisir d'amour

日幣上面那個，福澤諭吉。吳叡人公眾演講時，聽他引用過。不過要怎麼回到日本史之中認識呢？在書裡讀到這段，特別想筆記下來。埋在論文資料的日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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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鈔上另外一位，樋口一葉。對他印象最鮮明之處就是，他也有sugar daddy（什麼叫作也（好不正經的閱讀），不過這題姑且擱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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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算是福澤諭吉本人的思想，也日益趨向保守和極端。他在1882年（明治十五年）創辦的《時事新報》，雖以不偏不倚的立場為標榜，但公開提出「官民調和」的論調，要求人民把爭取民主的鬥爭，從屬於天皇制國家的對外獨立和擴張。這種思想，據他自己說，早在1875、76（明治七、八年）前後就產生了，因此他自己並沒有參加盛極一時的「自由民權運動」。1885年（明治十八年）在報上發表的脫亞論，且把維新的意義集約於「脫亞」二字，認為日本國土雖在亞洲的東邊，其國民精神以脫離亞洲之固陋，而移於西洋之文明，他甚至進而主張謝絕與「惡友」中國、朝鮮往來。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（1894-95），更說這是「文明」（日本）與「野蠻」（中國）之戰，並藉著這個理由積極主戰。戰後對於日本沿著他所期望的「大國」方向發展，也頗有自豪之感。

近代日本的文化與思想，周佳榮（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4年），頁28-29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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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幾天繞在心頭的是這題：

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台灣有什麼影響？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知識分子，如何理解與回應一戰。東亞各處的人，與遊移於東亞各地的台灣人，怎麼面對一戰？讀法國超現實主義，知道這些成員幾乎都參與一戰，他們美學與思想的選擇，某個程度是在回應時局。那麼台灣文人與一戰有關聯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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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手拿這幾天看到的電影名稱當標題。棒炸喜歡阿根廷裔的法國導演Nelly Kaplan，女性視角讚，他以前是默片導演Abel Gance的工作人員。Plaisir d'amour（1991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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